- 向大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广西归国华侨在各个方面的建设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广西接管地方旧政权和组建新政权的参与者,是广西社会主义建设相关事业的初创者,是广西华侨农林场披荆斩棘的开拓者,是国家主权、祖国统一的维护者,是新中国初期广西侨务工作的开创者。广西归侨以坚强的爱国之心,坚定的报国之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浓厚的爱国情怀和无私的奉献精神。
2019年04期 No.128 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78K] - 罗发龙;
"培养什么人"是任何教育的基础性命题,是国家意志在教育领域的体现。不同的政权对华侨高等教育的目的"培养什么人"有不同的设定,用来服务于其政治需求。暨南大学作为华侨高等教育的典型代表,经历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政权的性质各不相同,其教育对象的培养目标也发生着变化。但不管哪个时期、政权是什么性质、学生身份发生什么变化,培养学生具有民族和文化的认同感一直是暨南大学的重要使命。在培养目标的达成度上,由于国内外局势稳定、措施得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华侨高等教育很好地实现了其教育目标,较好地满足了国家对华侨高等教育的需求。
2019年04期 No.128 10-1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62K] - 洪丽芬;黄曼凌;
马来西亚华人一般会说华语、英语和马来语,也广泛使用祖籍方言或地方方言。华人的成长和生活环境中有多种语言群,包括华语、马来语、英语或其他语言群。马来西亚华人在社会活动中与不同语言群不时接触,在多语环境中耳濡目染下,他们在谈话中往往不经意地混杂使用不同的语言。在粤语和华语的闲聊谈话中,混用英语和马来语的情况相当明显。华人说华语和粤语时混用其他语言不无原因,主要是没有相应和适当的对等译词、其次是受谈话者的角色与双方关系、或是特别的话题所影响、说话者需要强调澄清某要点、说话者的表达习惯以及为了凸显说话群体的共同身份。
2019年04期 No.128 18-2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87K] - 叶舒;徐华炳;
教育作为社会的构成要素之一,其发展、变革自与社会形成联动关系。通过考察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一甲子盛衰的基础上,梳理了学校经费的主要来源,由此引申出以学校董事、教师学生及在地商家为代表的慈善群体。经费来源的多元化与募捐活动的社会化,推进了学校与社会的交流。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筹措渠道成为华校对外展示的窗口;另一方面,慈善群体借助该渠道,成为教育与社会互动的中介人。
2019年04期 No.128 28-3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55K] - 高静宜;陈中和;
清代以来马来亚华人社群的地缘会馆,会供奉原乡信仰的神祇,祈求神明保佑,为乡民提供精神寄托。当中普遍受欢迎的就是对"义神"关帝的信仰崇拜。现存两家吉隆坡历史最悠久的会馆,以客家人为主的吉隆坡惠州会馆与和以广府人为主的广肇会馆,每年的关帝诞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两所会馆对关帝信仰的坚持,既表示了对中华民族"仁义忠孝"精神的推崇,也是对中华原乡信仰和文化故国的一种怀念。两所会馆关帝诞仪式内容大同小异,但也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祭祀礼仪,这些相异的内容,源自各自方言族群的文化特色,体现出民间信仰与各方言群认同的紧密关系。
2019年04期 No.128 37-4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23K]
- 王付兵;
从1910年代到1970年代,在新加坡和西马,闽南人一直是最大的华人方言群。1911年,闽南人(至少有257 101人),约占新加坡和西马华人总数(至少有880 508人)的29.2%。1921年,闽南人380 656人,占新加坡和西马(含文莱)华人总数(1 174 777人)的32.8%。1931年闽南人(540 736人),约占新加坡和西马(含文莱)华人总数(1 709 392人)的31.6%。1947年,闽南人(827 411人),约占新加坡和西马华人总数(2 614 667人)的31.6%。1957年,闽南人(1 183 307人),约占新加坡和西马华人总数(3 424 396人)的34.6%。1970年闽南人人数(1 789 683人),约占新马华人总人口数(5 135 745人)的34.8%。在东马的砂拉越州,从1947年到1970年,福州人是砂拉越的第二大华人方言群,比闽南人多。1910年代到1970年代新马华人社会的最大方言群有其必然的原因。目前闽籍华人占马来西亚华人总数的一半,闽南人仍是新马最大的华人方言群。今天新马闽南籍企业家仍在当地工商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新马富有的华商仍是以闽南人为主,在东马的砂拉越州,富有的华商则是以福州人为主。
2019年04期 No.128 64-7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50K] - 刘伯孳;
侨批、银行汇票、银行电汇单和相关文献资料等说明了捷兴信局和源兴信局从1912年到1957年间的经营脉络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展现了两个侨批局在马来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香港等地和闽南地区之间建立的网络经营关系,与华侨银行、交通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业务关系。源兴信局在经营网络中拓展和完善自己的经营网络系统,以确立自身的市场地位。捷兴信局与华侨银行业务往来的汇票和电汇单,表明其业务能充分利用华侨银行的跨国网络调拨款项,通过调查发现两个经营者有同宗同地缘关系和经营网络的交叉也是业务开展的主因。捷兴、源兴信局在东南亚与闽南地区之间形成一个经营网络,这个经营网络触及闽南人在东南亚侨居地与闽南地区各主要侨乡。这个网络是建立在闽南方言群的基础上,而以地缘和血缘为主的社会资本为其经营网络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户。
2019年04期 No.128 80-8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357K]